《财富、贫穷与政治》-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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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经济学大师托马斯·索维尔从地理、文化、社会和政治4个方面，以最平实明了的语言揭露了国与国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

25.10.02

随意从书架上选了这本书。看看。

25.11.25

作者怀揣正能量，有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敬重勤劳，向上改变命运。厌弃懒惰，狡辩，不思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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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重大问题

——这本书真是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推荐序，不需要未读前消耗心神读非作者的东西。

地理只是造成人群和地区间经济差异的众多因素之一。地理位置不同，人们所处的文化世界也不同，或广阔，或狭窄，扩大或限制着人们自身智力潜能的发展，经济学家将这种智力潜能成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地理位置差异不仅有水平上的差异，也有垂直上的差异。

另一个因素是文化，不同人群、不同国家的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甚至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差异。

一国的生活水平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人均产出，而非生产获得的货币收入。否则，政府只要因更多的钞票，就能让大家都富裕起来。聚焦于“收入分配”的问题，让人觉得政府似乎能重新调整货币流，让收入更公平——不论公平如何界定。

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贫穷真正的问题不是分配，而是生产。穷人之所以穷，不是因为某些收入被夺走了，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生存足够的产出使他们能摆脱贫穷，不论原因为何。

统计学家经常指出，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正如凯恩斯很早告诉我们的：“大致正确生于精确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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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地理因素

地理差异对经济的作用，会直接影响生活水平，也会间接影响人的发展。这取决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互动。

拥有更大的文化事业很重要，当人们一次次地看到其他地方的人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事时，他们会打破人类用习惯方式做同样事情的惯性。

直到今天，城市依然是大部分文明进步的源泉。

水路

水路最不可或缺的功能是为人和动物提供生存所必需的饮用水，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作为交通运输的动脉这一功能上。

水路运输与陆路运输在成本上差异巨大。

没有适航水路段地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将会大大受限，也会缩小接触的文化范围并减少与其他远距离群体和文化交流的机会。

航行路线上河流的平均水深不如最低水深重要。

河流的价值就在于水量多少。

陆地与气候

• 山脉：常见贫穷、隔离与落后。
• 土壤与气候：农业给人类的影响最大。我们视为文明的所有事物，包括城市，都源于农业。
• 动物：役畜。
• 疾病：
• 区位：不均等。整个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命运可能取决于在正确的时间是否处在正确的区位。何为正确的位置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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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因素

地理主要通过影响不同物质环境下的人所接触的文化域的大小，来间接影响收入与财富。
开发自然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富，要以文化为前提。缺失这种文化，未加工的自然资源将毫无价值。
文化先决条件——人力资本。

文化与环境

文化不仅包括习俗、价值和观念，还包括技能和天赋，后两者被经济学家称为“人力资本”，能直接影响经济结果。

文化扩散

并非所有族群、种族、国家或文明对于外来的先进文化都会同等地接纳并吸收。不同族群接纳度上的差异也是他们的文化差异之一。

文化孤立与地理隔绝带来的影响类似，都会使个体、群体、国家或整个文明更难同步于其他地区的进步。

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强于别人，更不会一直强盛。拒绝接受他人取得的文化进步是一种自我隔绝，与地理环境造成的隔离一样有害。

将族群差异政治化不利于该国接纳更成功文化所附带的人力资本。
基于人口比例来确定经济利益的“公平份额”，其中隐含的假设经认为分享财富的问题可以与创造财富的生产问题分开考虑，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忘了创造财富才是第一位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诉求恰好相反，驱逐生产率较高的少数群体往往会损害经济。
生产率更高的少数群体既能提高一国的生活水平，又可以为多数群体成员提供文化榜样，为他们获取另一种更先进的人力资本提供机会，使多数群体也能提升自我。
换个角度看，落后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学会了更先进群体技能和文化后，就可能被吸收进后者，他们可能将不再听从族群领袖。吸收先进群体的文化对于族群领袖是明显的威胁。他们把本土文化被侵蚀是做对自身领导地位的挑战和逐渐失去选民支持的原因。全世界各地许多落后群体的领袖和知识分子时不时会表达对外来文化侵蚀以及本土文化最终灭绝的担忧。

文化与进步

对工作对态度以及对进步本身的态度是无形因素，这些连同地理特征和物质资本等有形因素一起产生了经济的最终结果。
文化的差异之一是个体和群体彼此间信任合作的能力。不同群体、种族、国家和文明的信任半径差别很大。

信任与诚实

一个社会的城市度框定了这个社会的信任半径。

“官员普遍贪污腐败，这制约了沙皇俄国的经济发展能力：因为官员的报酬取决于他们能否成功地让人们的烦恼翻倍，这样人们才会为免除烦恼向他们行贿。”——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哈哈，这是人种的文化基因。不会变的。

普遍的腐败使得开发自然资源所需的大额投资风险过高，结果就是不论本地还是外国投资者都不愿意冒险一试。

人力资本

我们与穴居人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不等同于正式的学校教育。

教育的文化价值

那些获得学位但没有学到在经济上有价值的技能的人会对社会失望并心生不满，称为经济中的负面因素。特别是他们会攻击那些经济上更成功的少数族群，并使得社会处理种族问题是走向极端化，成为社会的危险源。

落后族群的知识分子为了留住那些可能被吸收进更大社会的个体，都会欢呼甚至捏造他们族群昔日的荣光。……“族群认同的衰落”会激发起“文化复苏”。……过分关注过去的荣光会阻碍人们接受其他文化取得的最新进展。
在大学种追求准确的知识与追求意识形态上的满足感是相互冲突的目标。

正是这些新晋受过教育的人，由于缺失市场需要的技能而鼓励族群极端化。

撇开种族问题，受教育年限更长也不能等同于更多的人力资本。这取决于在学校、大学和学院里待得更久是否带给受教育者更多经济上有意义的技能，或学位证书能否给获得者带来一种他能创造的东西之外的特权意识。
这并不是说教育只能产生经济方面的好处，而是说除非特定的教育和教育水准能够创造足够多的额外产出，以此覆盖期望获得的额外收入或财富，否则认为接受教育就有权利得到更多的收入、更高的财富与其实毫无根据的。

特别是在许多相对贫穷的国家，大量“受过教育的失业者”不只表达对社会的失望，甚至会成为社会和政治上的威胁。

学多拥有学位但缺乏在经济上有价值的技能的人都在政府官僚部门工作。因为竞争性市场中的雇主用的是自己的钱而不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对此类人没有需求。为了给大量年轻人提供工作，政府机构往往会设立一些就业岗位，否则这些年轻人会变得沮丧愤怒，让政府官员头疼，甚至给整个社会带来危险。

对待工作和进步的态度

“对文化的批判就像割开他人的自我意识，会伤害他们的身份和自尊。”如果没有落后群体自身对文化变迁的包容性，外来者改造一种文化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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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及其构成、人力资本和社会流动性，他们都会影响国家间和一国内部的经济差异。

人口
– 人口规模：
– 人口结构：
– 地理流动性：
– 社会流动性：个人选择及个人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很重要。

智力

天生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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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政治因素

偶然事件会打断地理或文化等一般性影响，抹灭地理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

无论地理、文化或其他影响因素如何作用，最终都会受到权力的制约——不论是政治权力还是军事权力。

政府有没有成型的机构、政府运行有没有效率以及政府制定的政策，都会影响一国的经济水平。

国家的兴起

中国汉字有一大优势，它是一种非表音的文字，即使彼此不懂对方的方言，不同地区的人仍可以用书写交流。

权力是相对的，小政治单位能否存活取决于一定距离内其他政治单位的大小和势力。

事实上奴隶制在世界上存在的数千年里，大多数情况下取决于谁更易受奴役，以及谁在攻击范围内。

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的另一种命运是被征服。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帝国主义的后果之一是，帝国能够把被征服者组合成一个更大的政体，而这样大的单元远远超过征服者本身的能力。例如，罗马帝国将古代英国的独立部落合并成了不列颠尼亚，由一个统治范围涵盖该岛大部分地区的政府管理。四个世纪后，当欧洲大陆的罗马帝国本土受到攻击时，岛上的罗马人为了保卫帝国撤走了。英国再次分裂为各个部落，经济上也倒退了。
这样的模式往往重复出现，罗马人撤退的一千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帝国主义在亚洲和非洲纷纷瓦解，各地也重新回归到分裂状态。
1960年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尼日利亚获得独立，却深陷无休止的部落暴力冲突、可怕的内战以及一系列军事政变和反政变。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部落间的敌对，当地土著自己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只能由外部的帝国统治糅合在一起。这种独立后陷入极化和暴力的模式不止发生在尼日利亚。正如唐纳德·L.霍洛维茨(Donald L.Horowitz)在他关于国际事务的著作《冲突的族群》(EthnicGroups in Conflict)中指出的:“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团结让位于种族暴乱。”

——这个观点，以前真的没有关注过。

这种历史模式再次证明了与世隔绝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作用，同样也告诉人们，为什么过去两个世纪发生的交通运输与通信革命无法抹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隔离带来的影响。即使与世隔绝的地区也发生了彻底的交通与通信革命，那里的居民也无法赶上生活在文化域更广的地区的居民，因为在文化域更广的地方，居民千百年来熟知如何与其他居民合作，而那些生活在与世隔绝地方的人则无法这样做。

帝国主义占领者建立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往往都很悲剧，……种族多样性……，没有证据能支持它对经济或社会带来的所谓益处，相反，大量证据却证明它对社会和经济的害处。

极化的政治学

相比于继承，个人通过努力取得成就更有可能对他人的自我意识带来威胁。

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趋势：“对生产率最高的群体施加迫害，特别是这些人属于少数群体时更是如此，有时甚至将他们驱逐。”——英国发展经济学家彼特·鲍尔。
不论生产率更高的少数群体怎样有益于穷国的经济，他们的成功伤害了落后的多数群体的自负，因此经常遭到落后群体的憎恨。

对那些沉浸在憎恨情绪的人，仅仅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不够的。从憎恨者的角度看，首要的是将处于更优越地位的人拉下来。将那些更幸运的人处死甚至还不够。要从身体上折磨他们，在人格上羞辱他们，要让他们极尽卑微。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不论暴力的对象是菲律宾的华人、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还是卢旺达的图西人。

无一例外，那些追求领袖地位或落后群体选票的人都会给落后群体提供四样东西：
1、向他们保证，落后不是他们自己的错。
2、向他们保证，落后是他们嫉妒和憎恨的更先进群体造成的。
3、向他们保证，落后群体和其他人一样优秀，不会比其他人差。
4、向他们保证，与人口比例相匹配的经济利益和其他社会福利的公平份额是落后群体所需要的，也是他们应得的。
有时还会附加某种对过去不公平待遇的补偿或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地之子”的特殊回报。
市场上的经济竞争会给予那些想办法脱离现实的人经济惩罚。选举中为选票进行的竞争会给予那些主张不同于流行观念的人政治惩罚。此外，种族领袖会不惜一切代价推动他们领导的族群隔离，即使事实已然表明全世界许多不同的人群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因素之一正是隔离。
当落后群体聚居于一国特定区域时，这些群体的领袖会有动力脱离该国更发达的地区。如斯洛伐克人从捷克斯洛伐克独立，东巴基斯坦人从巴基斯坦独立并成立了新的国家孟加拉国。一旦他们不再是一个更发达国家的一部分，这些更贫穷的群体会在经济上受损，而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则作为独立国家的领导人而获得更多的权力。后者也会全力鼓动作为独立国家的国民自豪感，而不去管这会让民众在经济上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从精神层面看，民众可以摆脱他人总是胜过自己所带来的公开的难堪和个人的耻辱感，从而获得精神解脱。
有些地区和国家不存在分裂的政治条件，落后族群的领袖会全力推动文化隔离。

——嚯！政客真是为了政治前途，都干了些什么事，当然也是迎合民众。下面的内容说到印第安人的隔离文化，我意识到：各个民族会坚守的信念，就是拒绝同化，拒绝接受所谓的“高等”文明。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经济环境，更先进的文明，在这些固守自己文明的种族中，是不被认同的。

——作者有一个基础假设，或者说是前提，就是经济更好的群体是先进的。这个观点，很世俗，但也很难被有宗教信仰，民族认同性，文化传承的种族所接受。

历史和现今世界的情形都表明，建立和维持同代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怎样一种挑战。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人仍然想象自己能够修正已死之人犯下的过错，并且没有意识到这将在活着的人中间引发新的危险的敌意。

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愿景

福利制度的愿景基于许多假设，其中两点非常重要：1.许多人深陷贫困“泥潭”中，繁荣的社会有能力也有责任给予救济。2、陷入贫困的许多人完全没有机会向其他后来富裕起来的人那样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进步与退步

成功的模式总是来自教育、工作技能以及家庭完整等因素，而不是政治。

英格兰下层白人和美国贫民区黑人之间的共同点，在于数代人都接受了福利制度观念的灌输，这一观念传递给他们的是受害者情结、抱怨不公以及由于重重障碍使得他们毫无成功希望的观念。福利制度观念受福利制度项目保障，这些项目却补贴了不利于经济生产性甚至具有社会破坏性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移民家庭不同于那些本土出生的低收入家庭，他们没有收到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子女无此负担，因而表现更好。
但在那个更早的年代，即使是贫民窟的学校也会维持一定的教育水准，不像后来的学校那样造就一种抱怨不公的情绪或传递一种不公阻碍了成功之路的观点，以便迎合穷人。”相反，早期的学校努力使学生获得摆脱贫穷所需的人力资本。

福利制度给英格兰和美国带来的后果之一，是许多人由于能依赖其他人的产出来生活，因此不必开发他们自身的生产性技能——人力资本。

一个部家批判的世界也滋养了人们凭借补贴生活而养成的反生产性生活方式，给社会其他成员施加了非常严重的精神成本。

——该书的作者，看得出来，对国家的福利制度的愿景与现实情况的反差，是心存质疑的。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作者的批判是有道理的，毕竟人性里的确是有懒惰的，而且不劳而获受益更大的算计又太过显而易见。政客或福利机构因福利机制而受益。但作者的这个论述，又以一个基本假设为前提，就是人力资源市场是庞大的，不存在人力资源过剩的问题，所以贫穷的底层人，只要勤劳，努力即可摆脱社会地位，改善生活。作者的数据对比以一种静态的数值来产出结论，忽略了时代的动态性，有些不足为信。年代对人力资源的产出和需求是存在差异的。

无所不在的受迫害情结、对不公的抱怨以及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权力，所有这些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对他人的攻击。

一些人也许相信，不论是对非洲裔美国人还是对英格兰的低收入白人，同情这些更不幸的人的方式之一，是不去批判他们的出格行为，似乎免除某个群体遵守文明行为规范的要求，就能给他们及整个社会带来净收益。

一旦预言成为现实，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是所有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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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影响与展望

收入与财富差异

——这一章的翻译，真是越发的匪夷所思了，句子反复读都读不懂。

• 收入统计：有两类，根本上不通，结论也相反。
  1、统计的对象是固定的同一组人的收入，收集他们在研究期内的收入数据。
  2、媒体、政界和学术界经常引用另一类统计，根据当年收入将人们分为5组：最高的20%，最低的20%以及处于中间的三组，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组别的收入进行统计。根据若干年的收入统计的触媒组人群的收入变动情况。
  在讨论收入差距的统计数据时，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将差异视作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而不是不同年龄的人群之间的差异。
  引发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区分收入和财富，这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富有”意味着拥有积累的财富，而不是简单的某一年有高收入。
• 随机假定
• “社会正义”
  根据“正义比效率更政要”的罗尔斯主义原则，再分配主义者评判行为，偏向于美德标准更甚于生产率标准，某些情形下甚至可以不考虑生产率。
• “解决方案”
  人们尝试提高那些生于相对不幸环境中的人们的教育和经济水平，但这样的努力通常会受限于社会对他们的接受度。他们成长的文化没有给他们提供最大化利用潜在机会所需要的期望、习惯或纪律性。落后群体的领导者经常会阻碍该群体的发展，因为他们完全有动力推动人们形成这样的愿景，即该群体的问题主要是由其他群体犯下的罪恶造成的，倘若不是全部的话。这样一来，他们还有什么激励去努力尝试改变自我呢?
  这种领导模式存在于每一个有人类居住的大陆。因此除非各地有非常例外的领导者出现，我们没有理由期待美国或其他国家会是另一个模式。18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曾呼吁他的苏格兰同胞学英语，这是因为他并非族群领袖。当你想帮人们时，你会告诉他们事实。当你想帮自己时，你告诉人们的是他们想听的。那些族群领袖通常讲给追随者听的都是后者想听的。
• 财富的国际差异
  德国、意大利、日本移民创造了现代的阿根廷、智利、巴西。

直面事实及未来

我们缺少的是对当前问题及未来选择进行理性思考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中最重要的是真正的事实。为了向我们的目的地前进，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必定是与我们当前相关的事实。
不幸的是，障碍太多，太明显。包括铁证如山却不能言说的东西，可以公之于众却没有证据支持的东西，以及无视任何相反的证据。

总之，在讨论某些族群取得的成就时，用“特权”替换“成就”磨灭了他们长久艰辛的奋斗。尽管我们都知道，特权指的是一种事先的条件，而成就指的是一种事后状态。更重要的是，在讨论族群间的经济不平等时，这样的技巧避开了对行为和生产效率的讨论。其他技巧包括将任何关于特定群体的负面信息归为“陈词滥调”而不予考虑。这种语言诡辩让一些词汇“面目全非”，进而无法传递再分配主义者要极力规避的不受他们欢迎的事实，也就成了探寻真相的障碍。
除此之外，这些观点聚焦于随成就而来的回报，却无视他们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带给他人的福利，也无视了人们愿意花钱购买这些福利。正如在其他情形中一样，当再分配主义者讨论“生产效率决定收入分配”时，他们运用文字游戏对生产效率问题避而不谈。看起来就像重要的只是A和B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不必考虑A和B各自成就带给C、D、E以及其他人的福利。

——这一小章，作为结束篇，作者写得极具情绪，慷慨激昂。